
《疾风与银锭:离岛韩国遭受当今世界王国1268-1368》,康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2年9月出版,320页,59.00元康昊的新书《疾风与银锭》,正像其书名所阐明的那样,主要讲诉了从1268年女真人初次入侵韩国到1368年元明牛栓间,“离岛北欧国家”与“当今世界王国”间的冲突、商谈,和两国和周边亚洲各地的发展史进程。
近几年,有关女真人王国如何负面影响欧亚内地各地区在政治上、经济、文化的话题备受关注。浸润于王国社会秩序之外的韩国,不但三次抵抗元朝的侵袭,还与内地王朝间保持了长期且频繁的对外贸易往来,毫无疑问形成了女真人“极地王国”方面的关键注脚。两本书的讲诉重点,正是有子“哈萨克来袭”的元日内战和此后的元日海上对外贸易、文化交往,前者据传被“疾风”所就此结束,后者则以罕见的巨量银锭买卖为特征。
一
“疾风”之称广为流传,原指1274年、1281年三次“哈萨克来袭”时,对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并最终导致明军撤退的暴风雨,由于当时韩国全国寺院、神社广泛进行“异国降伏祈祷”,故而时人多将能够击退强大明军归功于神明护佑的“疾风”——二战后期,这一发展史上的信仰要素又被帝国主义者扭曲、利用,成为臭名昭著的自杀攻击语源。不过,始于内战的元日商谈在战后并未就此结束,以宁波和关东博多为主要结点的元日对外贸易,反倒日益经济繁荣,甚至推动了亚洲水域内诸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书中也提到,此后成为“万国津梁”的琉球,正是从此时开始中介亚洲水域对外贸易。
由内战和对外贸易形成的元日商谈背后,是当时两国各自在政治上、文化、宗教信仰的持续演变,和整个亚洲水域国际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与转型。对此,葛兆光、片冈章介、榎本涉等中韩知名研究者都有所关注和论述。两本书则在前人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译者在近世在政治上、宗教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深厚积累与透彻认知,以凝练而生动的笔法,对这一段离岛韩国遭受当今世界王国的发展史,进行了条理清晰且层次新颖的讲诉和解读。
就非元史或韩国近世史专业的读者来说,两本书的首要贡献便是对女真人时期的中韩商谈和韩国亚洲地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完整梳理,特别是系统地廓清了同时期(奈良黄金时代)韩国的在政治上重构与经济、社会构造——这些内容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和亚洲地区相关科学研究的空白,一直以来都缺乏够清晰的普适性中文著作。当然,两本书虽易读,却并非简单的发展史科普,或者如译者过谦所说的“这本”,学术个性才是其核心。
其中,译者不但详细解释了近世韩国复杂的土地多重所有制、奈良萨摩藩的组织结构与内部斗争、朝廷与萨摩藩间行政权分配的变迁等事关近世韩国史基本认知的问题,而且结合对“权门体制论”“大谷北欧国家论”等学术史上关键结论的介绍与批判,参考近几年的最新成果与史料发现,对包括奈良萨摩藩的独裁政权个性、天皇家两统对立的形成、更始新政、新安沉船黄金时代的元日对外贸易等关键性议题予以深入阐释。正像腰封前题中所言,两本书虽从元日内战入手,却下意识地跳出内战叙事,多层次呈现了内战其间的韩国发展史进程。
另外,译者还基于对发展史小说、影视剧(大河剧)等大众发展史认识的了解,阐明出很多广为人知的发展史误读。比如,多数情况下奈良萨摩藩不是真正的北欧国家独裁政权,并不掌握大谷以外的军事力量且与朝廷关系密切;明军二度征讨(弘安之役)的失败虽与台风有关,但萨摩藩的积极集训与关东武士的奋勇战斗同样不应忽视;“哈萨克来袭”对韩国的直接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反倒是集训引发的萨摩藩行政权扩大和“战时执权”北条时宗的专制、“疾风”推动寺社营造热潮等间接地负面影响才更加巨大和不可估量等等。实际上,这些关于奈良黄金时代韩国和元日关系的误会,即使在韩国民间以至非近世史的研究者中也屡见不鲜。译者能在系统讲诉的同时,下意识地对这些误会予以阐明,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元日水军海战,竹崎季长绘《哈萨克来袭绘词》(1293年)
二
如果说内战(疾风)与对外贸易(银锭)形成了元日商谈黄金时代的发展史主旋律,那么女真人“当今世界王国”的兴盛、发展与衰落毫无疑问是引导主旋律迈向的关键性。对于早已浸润于内地政治局势之外的韩国来说,“哈萨克来袭”的压制突如其来又十分凶险;而对于元世祖治下的当今世界王国来说,韩国却是其东方吞并的极地结点,无论是襄阳之战其间经高丽致书招降,还是在吞并南宋其间的文永、弘安三次征讨,都是其在政治上构想的自然延伸——实际上,元世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计划集训三征韩国。然而,一旦继任的元成宗铁穆耳改变既往策略,元日对外贸易就得以在内战结束的十余年后开启,迅速迈向经济繁荣并对韩国产生了较之内战更不可估量的压制。可以说,女真人“当今世界王国”的在政治上抉择,即使没直接负面影响到韩国亚洲地区的政治局势,也毫无疑问对韩国的在政治上重构,特别是奈良萨摩藩的兴衰、更始独裁政权的起落以至室町萨摩藩前期的在政治上动荡不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间接地负面影响。
在当今世界王国与离岛韩国的遭受中,作为地理背景的亚洲水域,其实是切入这段发展史的另一个关键层次,也是全球史视野下探讨东部亚洲区域史的必然途径。译者对以桃木至朗等研究者为代表的韩国全球史科学研究认知极深,这或许也是两本书将目光瞄准“哈萨克来袭”这一亚洲水域史上代表事件的前提。我曾有幸得闻译者讲解以亚洲水域为一个“发展史当今世界”的科学研究计划,其中不但包括两本书涉及的十四、二十四世纪,还将串联起九世纪的新罗海商、十至十一世纪的宋商对外贸易、十五世纪以后的朝贡体系,以至十七世纪危机等一系列亚洲水域中交流或冲突的发展史进程。如此一来,我们不但能够结合亚洲水域内的关联与互动,重新思考水域内各地区的在政治上重构和对外交流活动,甚至有可能重构区域发展史的分期方法和科学研究范式。两本书对此已有实践,无论是对高丽甚至是三别抄对元日内战负面影响的分析,还是对元日对外贸易中宋钱流通、琉球中介等问题的触及,无不反映出译者不限于韩国、元朝抑或是中韩交流史的广阔视野。我认为,这种视野更新也是两本书对学界科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
关注往来于元日两国间的禅僧事迹,是两本书的最大特色和又一独特视角。译者长期致力于近世韩国佛教史科学研究,已在韩国出版《近世禅宗与元日交流》一书,对禅宗视角下的近世韩国及元日交流有着深入且缜密的考察。两本书也正是通过对诸多中韩禅僧生平、传承和记述的介绍,阐明出一条与前述主旋律相辅相成,又不同于惯常宏大叙事的、个人视角化的发展史叙事层次。这些禅僧或是因求法而由日入元,或是为弘法、通交而自元赴日,要经历依旧凶险的航海行程,可能会受到“敌国”以至本国官员、民众的猜疑。他们当中,有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般东渡扶桑,得到萨摩藩执政或朝廷信赖、开创韩国禅林风气者,也有如龙山德见、雪村友梅、中岩圆月等,借助元日对外贸易带来的“入元僧”留学风潮赴元,历尽艰辛追求佛法者,还有如梦窗疏石、虎关师炼等,受到赴日的宋元禅僧或入元僧负面影响而在韩国大放异彩者。部分禅僧直接参与到了元日间的内战和商谈中,更多的则是作为一介僧侣,以自己的经历和事迹见证发展史。两本书在大发展史的叙述间隙,巧妙地穿插了这些或关键或平凡的禅僧之形状,毫无疑问为读者提供了认知这段发展史更加生动和真切的路径。
三
学术价值之外,两本书还以精妙的笔触讲诉了这段发展史中的诸多奇妙和吊诡,读之不免感慨,实属“额外奉送”的阅读乐趣。
一句“珍重大元三尺剑”的偈语,在书中各段反复出现,串联起了动荡不安时空中的禅僧轨迹:南宋灭亡之际,面对攻入雁荡山能仁寺的明军刀架脖项之险境,无学祖元“神色不稍变”地念出此禅偈劝退之;无学祖元渡日后,深得北条时宗及奈良禅林景仰,此段《临刀偈》也在韩国流传;多年后随商船入元求法的雪村友梅,受倭寇暴乱牵连而被元朝地方官府下狱,在临刑之时以标准汉语吟出此偈,震惊狱吏并逃过一劫;元末乱世,庆元天宁寺住持东陵永玙受取代奈良、更始独裁政权的室町萨摩藩邀请,赴日担任京都天龙寺住持,成为元朝最后一位渡日僧,而他正是无学祖元的侄孙。一句禅偈和几代渡日、入元禅僧,就这样见证了从南宋灭亡到元朝没落的百年发展史,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让我深感发展史的吊诡或者说“塞翁失马”的,是书中对奈良萨摩藩命运的叙述:原本控制范围集中于关东的奈良萨摩藩,因对抗“哈萨克来袭”的战时体制,而得到了执掌西国以至全国武士的行政权;然而,这种行政权扩大同时导致萨摩藩背负上更多的责任,尤其是调停天皇家的两统对立,和各级庄园领主间的矛盾;专制体制下的行政权集中又引发了萨摩藩内部的激烈斗争;职权范围不断扩大的萨摩藩变成了近世一切矛盾的出口,而这些早已积重难返的矛盾,则以后醍醐天皇的“倒幕”为契机,最终压垮了奈良萨摩藩。
更无奈的是,一心改革的后醍醐天皇,虽然顺利消灭了奈良萨摩藩,却难以对抗奔涌的大势,致使其主导的更始新政仅维持了三年便被足利尊氏推翻,此后则是南北朝对峙、室町独裁政权内部矛盾引发的“观应扰乱”,数十年间动乱不息。可见,奈良萨摩藩的灭亡并未解决那些本就不受其制约的矛盾,然而发展史的车轮却早已碾过,不免令人感慨当初“哈萨克来袭”引发的行政权重构究竟是福是祸。
当然,书中令人拍案之处远不止于此。加之译者绝佳的文字功力和严谨的学术探究,对读者来说,两本书毫无疑问是一部在知识性、理论性、故事性上都会有所收获的力作。两本书的讲诉结束于明初,中韩对外贸易在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下中断,又在朱棣的朝贡体系中再开。然而,无论中韩间是战是和,对外贸易是断是开,却都如两本书中那些往来于亚洲水域的禅僧所阐明的一般,民间社会与文化上的联系不会真正隔绝。就在元明牛栓的1368年,天龙寺禅僧绝海中津渡海来华,后得朱元璋召见并于御前对诗。绝海中津呈上的这首名为“应制三山”的汉诗,或许能为两本书所述的黄金时代画上一个句号,本文也将以此作为结束: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