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第十九章
翻译：兰斯洛特
校对：Aetius
每日一思：马上要考试的我，现在慌得一笔。PS：这人名我已经没话讲了，谁懂谁帮忙改进一下
PSS：相关地图我会插入在文章最下方。
PSSS:专栏居然有200人了，作为庆祝我决定把现已完成的文章推迟到过年后再校对，提前祝各位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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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年，一位名为亚兹居什乃斯波（Yazdgushnasp）的波斯大使抵达君士坦丁堡。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旅途从达拉（Dara，帝国在东部军事要地）开始，一路上各地官员与皇帝使节尽力讨好这位波斯人，当他抵达君士坦丁堡后，帝国出钱将他与他的随从好生安置。几天后，他应召入宫，觐见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波斯大使来到宫廷，先向查士丁尼皇帝跪拜数次，然后以万王之王的名义向他致意，皇帝报以回复：“我亲爱的兄弟近来可好？愿他身体健康。”接下来是交换礼物的环节，之后觐见就结束了。详细的谈判于几天后诚挚开展。
我们所见的便是发展了三个世纪的罗马-波斯双方关系的一面。在外交辞令中，双方的统治者地位相等，甚至互称兄弟。波斯使节甚至将两个帝国比作“世界上的两盏明灯”或“（两个帝国）像一双最明亮的眼睛，少了一只，都会让另一只光芒不再。”六世纪下半叶，莫里斯（Maurice）皇帝甚至直接干预波斯内战，意图将库斯老（Khusro）二世迎回王座。莫里斯的作为与其顾问（Counsellors）的建议截然相反——要知道：不能因外交辞令而忽视大多数罗马人对波斯人感到的不信任。历史学家阿加提阿斯（Agathias）在其6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对波斯的看法乃是罗马人对波斯的典型看法。他在评论阿卡狄乌斯（Arcadius）皇帝让万王之王伊嗣俟一世（Yazdgerd I）作为其子狄奥多西（Theodosius）二世监护人时这样写道：“将一个人最珍贵的财产交给一个陌生人，一个蛮族，怎会是一桩好事？何况此人乃其大敌之主，满心邪念，毫无公义，隶属外族与异教。”（Histories,4.26.6，Averil.卡梅隆译本）
双方数世纪的战争所留下来的纠葛不会被一纸条约所抹去，如妮娜·加尔索安（Nina Garsoian）所言：“两方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下，敌意奔流着，深藏着双方对其大敌的轻蔑。”自3世纪20年代推翻其帕提亚僭主后，自称其祖先为一模棱人物萨珊（Sasan）的萨珊波斯是最后一个与罗马争夺霸权的东方帝国。萨珊的崛起，让东部帝国操希腊语的罗马人（Greek-speaking Romans）都不禁想起更为久远之事，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诸邦与阿契美尼德波斯的战役之时。因此对很多罗马人来说，波斯意味着一个极富魅力但又十分可怕的国度。诸如普罗柯比（Procopius）和阿加提阿斯的历史学家走出传统叙述罗马本身的思维，不再讲述波斯诸王的传说，而是充满恐惧地记录他们的习俗：诸如将死者曝尸，以及贵族间的乱伦婚姻转而描写关于万王之王的事情（草莓教光荣传统？）。
波斯帝国的重要性与实力毋庸置疑。波斯帝国东抵印度河（Indus），西邻罗马，北至中亚草原，南极波斯湾，这样的体量足以被认为是帝国的对手。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是比帕提亚更为可怖的噩梦。万王之王在其帝国内地位牢固，坚不可摧，他们的军事科技（比如攻城技术）也比之前的东方国家更加先进。罗马与东部势力的互动——与高加索山脉北面的匈人（Huns），高加索地区的伊比利亚人（Iberians）、拉齐人（Lazi）和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平原或阿拉比亚（Arabia）的阿拉伯人——都取决于这将对帝国与波斯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与这些族群缔结盟约抑或撕毁约定，都取决于它们在帝国与波斯的战争中能否作为可靠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六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查士丁（Justin）一世欢迎作为波斯盟友的伊比利亚王古尔根尼（Gourgenes）逃来罗马，并许诺为他击退波斯人，夺回领土，然而其侄查士丁尼毁约，并于532年与波斯签订永久和平协议，仅允许愿意留在罗马领土的伊比利亚难民定居于此的原因。
我们将从六世纪初期的罗马-波斯关系讲起，方便我们理解查士丁尼东方政策的背景。在简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东部事件前，我们会谈到波斯帝国在六世纪的地位，之后，我们将转向帝国边区——从高加索到阿拉伯半岛南部——来了解六世纪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两个帝国间脆弱的平衡。由此我们得以评估皇帝如何将东部控制在手，以及他的战略是如何成功。正如我们所见，两大帝国确有能力和平共处，如五世纪时，然而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双方在六世纪又互相敌对。在巩固地位和国库空虚的两方面需求下，万王之王们数次重启对罗马的战端入侵罗马领土。这自然引起了全面战争，并随时间推移愈发严峻，侵蚀着两国间慢慢发展起来的信任。而查士丁与查士丁尼两位皇帝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他们一直准备与萨珊和谈——后者曾两次与波斯签订条约，甚至不惜耗损国库以换得和平。
晚期古典时期的罗马与波斯
查士丁和他侄子即位之初的帝国都处于对波斯开战的状态中。尽管两者在位的大部分时期双方都处于战争，但查士丁尼依旧能在弥留之际与波斯缔结合约，并为他的继任者遗下一个和平稳定的东部边疆。查士丁尼与他的首相（Magister offciorum）彼得（peter）所缔结的和平条约应当持续50年，但十年后，他的侄子查士丁二世便蓄意撕毁条约，开启了将近20年的新的军事对抗。可见罗马的东方政策是不连贯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考量，朝令夕改并不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所见，查士丁尼和查士丁二世都可以引用数不胜数的胜利为他们的政策辩护。
4世纪30年代晚期，一位无名作家奉命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史作序后，将它献给了年轻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以吾军之盛威，惩波斯之宵小，乃您世袭之任。”然而君士坦提乌斯对于他父亲和顾问留给他的建议计划丝毫不感兴趣，相反，他更愿意积极保护东部边疆，除了少数几次失败外，他的这一目标不可谓不成功。而他的继承者尤里安则一反之前的做法，向波斯进军，波斯虽然一心想要和谈，但尤里安依然集结大军沿幼发拉底河——这是传统的罗马进军波斯的路线，曾被图拉真、塞维鲁和卡鲁斯（Carus）三位大帝踏过——入侵波斯。如同三位先帝一样，他也来到泰西封门下（Ctesiphon），但到这里他的命运却和前人截然不同：泰西封在猛攻之下屹立不倒，尤里安只得撤军，但在撤退途中，皇帝与大部分士兵惨遭杀害。
尤里安的大败造成了几个严重后果，其一便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间的大部分领土——包括尼西比斯（Nisibis）城——都被迫割让给萨珊。而这个条约使尤里安和条约签订者约维安都蒙上了奇耻大辱。但更重要却很少被关注的后果是：罗马征服东方的幻想被彻底打碎了。尤里安确实是最后一个对东方发起无果进攻的皇帝（除了查士丁二世，他的野心稍逊一筹）。四世纪接下来的时期中，帝国的东方政策变得更为被动消极，当波斯对东部——一般是亚美尼亚——进行攻略时，也往往以外交手段来解决纷争。就这样，一种平和的外交关系在两方间慢慢发芽，与此同时双方正规的外交礼仪也建立了起来：一般表现为对对方统治者更换时表现出的关切和将使节细分为大使（major）与使官（minor）。五世纪早期，阿卡狄乌斯皇帝十分信任万王之王伊嗣俟一世，于是让他担任其子狄奥多西二世的监护人，以斩断那些窥伺王座的宵小之人的念想。
双方关系改善的重要节点是于424年的宗教大会上，波斯教会宣布他们独立于帝国教会，他们再也不受来自西面主教的干涉——这种干涉招致了对波斯基督徒忠诚的怀疑。但他们独立之后便没有顾虑，可以全心全意地自治并研究自己的教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神学上的进步再不是他们的西方同僚可比。此事发生之后，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五世纪除了421-422年和440年的短暂冲突外，两方一直相安无事。战争直到502年才重新爆发，这场结果未定的战争很快在506年的一纸和约下宣布告终，直到二十年后才卷土重来。但和约中的停战条例并没有得到执行，于是502-532年间的战争一般被看作一场小型却持续很久的冲突。
以上，便是查士丁尼登基前的两国关系简史。作为早在登基前——即他的叔叔查士丁执政时期——就已是朝廷中不可忽视的人物的查士丁尼，无疑在他自己开始执政时便对这些事件有所了解。他能从世俗和教会历史学家所编写的材料中了解两国间的战争和外交情况，虽然这些材料会不可避免地粉饰罗马的成功（正如421-422年的冲突），但他还可从与波斯军队有过直接接触的将军所提交的作战报告和过往的外交记录中获得更理性的信息。对他而言，精于与东方打交道的外交人员十分珍贵：尤菲拉苏斯（Euphrasius）家族成员有过大量出使阿拉伯半岛的经历，鲁菲努斯家族（Rufinus）与波斯皇室及宫廷的关系十分融洽。其他的信息来源近在咫尺，因为君士坦丁堡是一块能吸引帝国中所有想要建功立业的年轻人的吸铁石（如查士丁曾经一般）。常侍查士丁左右的彼得，幼时原是阿拉扎内（Arazanene）原住民，但被掳掠至帝国，后来被提拔至管理东北境事务；早在查士丁在位时，查士丁尼招到了一位才能卓著的亚美尼亚人西塔斯（Sittas），他先是查士丁尼的贴身护卫，后来成为了他最卓越的几位将军之一。
查士丁尼能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不论他是否一开始就对西部怀有野心，和平的东部边疆所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阿纳斯塔修斯时期与波斯的战争已经暴露了罗马城市与军队的弱点，想要防守妥当则需要调动巨大的资源和兵力到此处。如果能与东部保持和平，那么帝国可以将需要布置于此的庞大军队和动员力量转至别处，而这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万王之王卡瓦德（Kavadh）早在发动进攻前就表示他仅是为财而来，在战争过程中的举动更能说明这点。如果阿纳斯塔修斯愿意在第一时间给予其经济上的帮助，那么接下来的战争或许可以避免。正如查士丁尼后来所意识到的，罗马皇帝过去给予波斯的经济援助“即使根本不是贡金，也只会被看作是贡金。”440年本可能爆发一场更大的冲突，但狄奥多西二世送给了伊嗣俟二世一份不菲的礼物避免了这场冲突。这样随人意的政策蕴含着危机。萨珊越来越频繁的要求经济援助，到最后只有帝国每年提供钱财才能让他们满意。虽然每年给予萨珊500磅黄金并不算什么问题，这样的和平方式给了波斯持续的刺激以确保和平。562年的和约中，查士丁尼就是如此做的，尽管他更乐意一次性付清几年份的黄金。这个政策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罗马这样做显得像是在给波斯付贡金，而波斯人肯定不吝利用这点；这还不是主要的，更可怕的是对国内民众的冲击（包括大部分贵族）：全国上下更加想以强硬的手段对付波斯人（让人回忆起了Y,PM）。6世纪50年代左右，对于波斯大使亚兹居什乃斯波（Yazdgushnasp）的豪奢待遇已经激起了民愤，特别是当时波斯人还在高加索地区活动。据守高加索的帝国指挥官也因皇帝摆出的软弱姿态感到屈辱，甚至可能数次通过边境行动破坏谈判。
如我们所见，查士丁尼的东方政策从始至终都是一致的，用今天的话说，这类政策被称为“建设性交往”（ constructive engagement）。波斯大使都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只有波斯报以武力时才还以暴力，入侵敌方领土更是一种少数的报复行动；若侵入敌土，其代价是巨大的，收获也只可能是波斯军队的还击。查士丁尼已准备着为和平付出一些什么，不论是不是仅限于边疆部分地区的和平协定，他试图采取行动以免被视为过于羸弱或过于仓促而做出退让。这和平是全面的还是仅在部分边境上实现的，但这些行为并不是因边境空虚或准备不力才做出的。562年的条约中，查士丁尼试图将他的个人献金从协议条款中剥离开来，无疑是为了让这看起来出于自愿。为了将协约中规定的金额分开付，他提议每年付部分，这个行为被波斯人看作是自愿的表现。对于波斯人的一切胜利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宣传，比如贝利撒留在530年的达拉之战，相关纪念碑林立，史书大书特书，诗歌传唱，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皇帝的胜利。当然，这些宣传肯定夸大了，但这确实影响了大众的观点，并强调了皇帝对胜利的贡献——即使他一般都驻留首都。
六世纪的波斯
六世纪是萨珊波斯的顶峰时期，当时萨珊波斯不仅本土繁荣富强，它的统治家族——至少自卡瓦德（488-496，499-531）到库斯老一世（531-579）时期——也巩固了地位。然而五世纪下半叶的萨珊波斯笼罩在阴云中，佩罗兹（Peroz）(459-484)执政时期，其脆弱的东北边疆上出现了一个全新而危险的敌人——白匈人（Hephthalite Huns，也称嚈哒人）。佩罗兹发动了两场对白匈人的战役，仅收获了灾难性的失败。在第二次战役中，他与他的多数子嗣永远的倒下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此时，一场长期干旱降临在帝国头上。军事上的惨败和干旱导致税收缩水，使得佩罗兹的继任者巴拉什（Balash）(484-488)发现国库已经空虚。他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祆教与军方迫使其让位给佩罗兹的儿子卡瓦德。卡瓦德虽然在496年也被赶下皇位，但三年后他又借着白匈人的支持重登帝位。直到531年他去世，他的统治都是无人可挑战的，因此他得以确保最钟爱的儿子库斯老上位。
卡瓦德时期的内部动乱也让整个帝国陷入震荡。以创始者马兹达（Mazdak）命名的马兹达教徒（Mazdakites）在帝国境内掀起一场广受欢迎的运动。马兹达教派被认为是祆教的一个宗派。关于它的崛起之路至今都是个谜——包括它是何时崛起的（卡瓦德被驱逐前还是后），它的教义具体是什么，以及卡瓦德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运动。我们必须注意，那些来自民众的信徒看起来热衷于共产共妻，而这严重挑战了传统继承模式。这个运动也因此走上了反对势力强大的土地贵族和祆教教会的道路——而这两个势力正是波斯社会的两大支柱。不管是出于真正的同情还是政治考量，卡瓦德决定支持马兹达运动，借此他得以增强自己的权力，让贵族与牧师无法再像赶走488年的巴拉什和496年的自己一样再将他驱逐。但在他掌权末期，马兹达运动变成了威胁。当库斯老继承王位时，他开始着手处理马兹达及其追随者——其中有他的哥哥考塞斯，马兹达派希望他自立为王。
马兹达派的崛起跟当时波斯帝国陷入困境不无关系，但我们需谨记六世纪期间波斯帝国的核心地区——下美索不达米亚和胡吉斯坦（Khuzistan）——依旧繁荣：在萨珊王朝时期，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文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为密集和灿烂。库斯老时期城市不断扩张，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也在进行，来自罗马或其他地方的人口不断充实这片区域。
贸易——特别是与东方的贸易——是一大财富之源。早在四世纪，一位罗马作家便已注意到波斯人通过与邻居贸易而获得了巨额财富。到了六世纪，波斯人主动插手印度洋贸易；而那一时期的建筑遗迹也表明，下美索不达米亚是贸易的主要受益者，而波斯湾的港口，例如阿曼和巴林，则走向衰落。我们将在适当的时机回到这点上。
持续增长的贸易收入和马兹达运动导致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也给万王之王提供了巩固地位的机会，以削弱贵族与宗教势力为代价。无疑，卡瓦德开始了改革，而库斯老完成了这些对国家结构的改革，但改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依旧无法确定：我们掌握的资料时期太晚，解释也饱受争议。不管这些，让我们看看值得关注的改革内容吧然而，以下特点值得注意。对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调查于卡瓦德时期开始，完成于库斯老时期。新式的税收系统被引入：提前订好每年省份应缴税额，而不是像以前每年的上缴税额一样浮动。库斯老消除了皇家领地与地方巨头地产税收上的差异，强调了新体系中的平等性质，这无疑是在安抚那些曾经的马兹达派教徒。军队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迄今为止，万王之王的军队大部分来源于地方大族提供的部队，其中最重要的部队是由社会上层人士组成的重骑兵，由来自波斯七大世家的一位最高指挥官——埃兰-斯帕赫波德（Eran-spahbed）——指挥。库斯老时期，最高指挥官被拆分成四位大区指挥官，每位都有极大的自主权，而这个体系的其他方面都在中央化。从此之后，士兵从国家处领取薪金，而边防部队则被授予地产。骑兵部队的成员也有津贴领取，诸如坐骑、武器和必要的薪金。按照理论，这些改革应当诞生一支庞大而精锐的部队，但有证据显示，即使在库斯老晚期，问题依旧存在：边疆人民以参军为代价，换取土地定居，这一让步暗示波斯人力短缺。
总体而言，卡瓦德和库斯老时期的皇权不断增强，土地贵族虽然依旧重要，但他们现在是要靠功勋得以晋升——由国王奖励或提拔成为常态。但即使这一进程逐渐被接受，土地正不断分散到士兵与外来定居者手中，脱离皇家掌控，王权也在无声无息之间被削弱，而税收的不断提高使得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按传统观点来看，卡瓦德时期可以说是波斯的黄金时期，但他的改革终究没有消灭国家的根本问题。
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时期的东部防线
518-532阶段
查士丁一世的即位并没有带来波斯与罗马关系的可见变化。当下边境行省主要的威胁来自阿拉伯人的零散掠夺。其中一场掠夺中，两位高阶罗马指挥官被俘虏，若干年后才通过交涉释放。521年拉齐卡（Lazica）的新王塔兹（Tzath）对波斯的背叛引起了卡瓦德的不满，但双方并未因这件事上在高加索爆发冲突。数年后，卡瓦德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有例可循）的外交提议：让查士丁认库斯老为养子，以确保后者能平稳地继承王位。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Wars,1.11.10），查士丁和他的侄子都非常乐于接受这一提议，但在皇家审判官（imperial quaestor）普罗库鲁斯（Proculus）的坚持下，这一提议受到了极大的阻力：他认为这是波斯人用来控制罗马的诡计，库斯老被收养之后就会有对帝国的继承权，很有可能就这样控制帝国。然而最后查士丁还是按照对外国统治者进行收养的正常流程，让一名高级官员率军前往边境举行收养仪式。在另一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库斯老甚至已经在边境准备参加收养仪式了，但双方强硬派都不想让步，最终破坏了这场仪式。普罗柯比详细记载了这事的细节，其中意味值得推敲。从一开始，查士丁和查士丁尼都渴望和平，如果他们能驯服他们的代表的话，也许能避免几年后的战争。高级官员，例如普罗库鲁斯和东方元帅希帕提斯（Hypatius），对此的强烈反对也非常重要，也是查士丁尼经常斗争的一点。
查士丁尼即位后，他主动加强东部的防御，并创立一个新的元帅头衔，负责亚美尼亚和东北部的事务，此外他还重组亚美尼亚诸省，重建帕尔米拉和其它靠近边境的城市要塞。尽管东部防线上双方的紧张气氛不断升温，冲突不断发生，谈判依旧继续进行。自五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卡瓦德不断要求帝国提供资金，但查士丁尼回绝了他。为了打破僵局，卡瓦德于530年发动对罗马属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全面进攻，然而入侵亚美尼亚的波斯军队和达拉城外卡瓦德率领的主力都被同时击败了。卡瓦德毫无迟疑地于531年早期派遣了一支波斯-阿拉伯混合部队沿幼发拉底河往上进军。他们的出现出乎罗马的意料，他们足迹甚至到了加布隆（Gabbulon）,让安条克陷入恐慌。但最终他们被东方元帅（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即master of soldiers in the East)贝利撒留击退。即使将军乐意让他们毫发未伤地逃走，士兵们也会因为敌人先前造成的破坏而报复。
贝利撒留认为自己有义务反击。531年4月，他在卡利尼克尤姆(Callinicum)败于波斯人手下。虽然谈判继续进行，但是531年晚些时候卡瓦德的去世改变了局势。查士丁尼抓住这个机会，要求他的大使暂停谈判，且不承认库斯老的地位，意图挑起波斯内部斗争。但库斯老很快稳住了他的王位，查士丁尼于是重开谈判并达成协议。
永世和平（532-540）
双方此前从未缔结无限期的和平条约。对于双方来说，这是对未来关系相当乐观的估计。库斯老将拉齐卡和亚美尼亚的要塞归还给罗马，而查士丁尼则一次性给予波斯人11000磅的黄金。根据约翰.马拉拉斯（Malalas）记载：“两位至高统治者在条约中明确表示，他们将根据古代习俗互称兄弟，若双方中的一方向另一方寻求资金或人力，另一方应毫无异议地立即给予帮助。”（马拉拉斯，Chronographia,19.76,Jeffreys与Scott译本）
表面上来看，双方的关系又回归到了五世纪的黄金时代，尽管那时罗马仅仅间断地向波斯提供经济援助。六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些证据证明双方确实存在互帮互助的意向。查士丁尼当然抓住这个机会，将本应布防在东方防线的军队部署到征服北非和意大利的战争中。但539年，库斯老找到借口重新开战。重新爆发的战争显然是波斯人的责任，但我们得注意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原因是国库空虚，第二是因为罗马东部防线虚弱，能让他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财富和人力。我们在下文会看出库斯老对战争和吞并领土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是因为财富才撕毁条约。
查士丁尼的第二次波斯战争（540-562）
540年，库斯老撕毁协议率军沿幼发拉底河而上，他避开了防御强大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选择攻入防备空虚的叙利亚。当波斯军队经过城市，他们会短暂停驻，并向城市勒索钱财。洗劫完贝罗伊（Beroea）后，波斯人继续往西进军，而罗马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钱财以求他们绕道。540年六月，东部重镇安条克陷落，并被有序洗劫，很多市民被带去波斯，在一个仿造他们故乡建造的新城定居。库斯老短暂造访塞琉西亚（Seleucia）港后，他向东撤军，顺手再勒索一笔钱财。
540年的战争中库斯老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是不可重复的。次年，贝利撒留从意大利来到东方，对波属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发动反击，迫使在高加索地区高奏凯歌的库斯老回防。542-3年，波斯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战果无几。545年，两国重新缔结和约，结束该地区两国的对立。但在北方，特别是在拉齐卡，双方的战争又延续了十年，可能相较于布防完善的南部，这里更容易取得战果，当然，这对整体战局没什么影响。557年，关于这地区的和平的协定的缔结，为全面和平的谈判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五年后，双方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罗马历史学家米南德（Menander Protector）记载了条约中的一些条款。这个和平协议与永世和平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一方面，它规定了五十年的和平时间，另一方面它规定了罗马每年（最初只是几年的分期付款）给波斯人提供固定数目的钱财（大概是500磅黄金）。查士丁尼显然认为，如果不付这个岁贡，波斯人不会乐意维持和平。查士丁尼的做法无疑是非常理性的，但对许多罗马人——至少有他的侄子查士丁二世——认为他的解决方式十分危险，且在向波斯人示弱。
查士丁二世在572年伙同突厥和亚美尼亚人对波斯发动战争，突厥人是波斯人东北边境上新出现的巨大威胁，而亚美尼亚人则是因为波斯人在波萨美尼亚（Persarmenia）（387年条约中划给波斯的亚美尼亚部分，包含九个区）强制推行祆教引起普遍的不满。波斯人很快在战争中取得上风，东部重镇达拉也落入其手。提比略（Tiberius，574-582）与莫里斯（582-602）两位皇帝在位时期，战局稳定下来，谈判也着手进行。但直到霍尔米兹德（Hormizd）四世（578-91）被推翻，莫里斯扶持其子库斯老二世（591-628）登基才得以结束战争。因为莫里斯的援助，罗马签订了非常有利的条款，也得以将边疆探入以前的Persarmenia地区。但莫里斯对于库斯老的帮助同样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来干涉罗马内政。当602年福卡斯（Phocas）将莫里斯推翻时，库斯老找到了利用借口的好机会。波斯人大举入侵整个东部帝国，叙利亚、埃及、亚美尼亚和巴勒斯坦接连沦陷，626年一支波斯军队甚至打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经过不懈努力，希拉克略（Heralius,610-641）极力反击，直插波斯要地，大肆破坏，这种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库斯老的地位。虽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但为时已晚：数十年的战争已经耗尽两国的力气，对于之后的阿拉伯入侵也无力反击了。正如显贵彼得（Peter the patrician）所预见到的，因为资源早已浪费在无止境的战争中，两国被“不应击败它们的人击败了”。
查士丁尼与两国边境上的民族
如果我们光看地图，我们可能认为北至高加索，南极叙利亚沙漠间的疆土都界限分明，但实际情况可没这么简单。仅就地缘而言，我们考虑一下亚美尼亚与高加索间的群山和叙利亚平原，就会发现这些地区很难被外来势力掌控。我们会看到罗马和波斯都在想尽办法地控制这些边界地区。两国要么通过协议与他们合作，要么利用武力来使他们屈服。某些情况下，想要了解到这些地区及居住于其中的人民的真实状况都是一件难事——不管是否在罗马境内。举个例子，罗属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个地区到了五世纪后半叶仍由五个亚美尼亚总督（satrap）管理，要知道这地方理论上是罗马的。更往上走的亚美尼亚内陆，虽说自四世纪就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但其融合进程非常缓慢。到了六世纪，罗马试图加强对边境领土的控制。
在讨论特定地区详细情况前，我们还要注意最后一点——基督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本书其他部分我们也探讨了基督教对帝国的重要性和查士丁尼对于信仰和教义问题的热情，但在这里更值得提起的是查士丁尼是第一个认识到可以从边境传教活动中获得政治收益的皇帝。通过这种手段，帝国不用武力也可以让边民心向帝国，或花很少代价提高在他们中的影响力和威望。从长期来看，即使帝国军事力量衰弱，由信仰联系起来的共同体也能给帝国提供极大的便利。
我们将传教活动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种是由帝国发起的传教活动，高加索地区的扎尼（Tzani）和阿巴斯吉（Abasgi）都是因此而皈依正教，虽然人民在传教过程中不配合，但是军事力量的介入使他们最终屈服了。这两个例子就是基督教信仰作为帝国工具的最好证据，帝国的影响力也从此深深扎在高加索的土壤中；另一种则是自愿归信，查士丁尼是很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像塔兹和古尔根尼两位国王便是例子。克里米亚王格罗德（Grod）拜访君士坦丁堡时受洗皈依正教，使得528年帝国不费吹灰之力便控制了克里米亚。上述例子中的国王与人民不管是自愿还是被武力强迫都进入了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有时这会带来许多机遇，最好的例子就是埃及南部的努比亚人（Nobatae地区）。查士丁尼时期，一位名叫尤里安的僧侣使他们皈依正教。查士丁尼想要吞并努比亚的推测纯属无稽之谈，但这种行为依旧会为帝国带来意想不到的政治好处：在五世纪，诺巴提（Nobatae）王西尔科（Silko）大胜常常骚扰埃及的布伦米人（Blemmyes）部落。更远处，因为同为基督教的羁绊使得罗马可以插手红海事务——通过它的基督教盟友埃塞俄比亚人。不管是反查尔西顿派的诺巴提还是正教的埃塞俄比亚，他们归信到基督教都算是件重要的事。尽管查士丁和查士丁尼都强烈打击帝国内查尔西顿派的敌人，但在外交行动中，帝国乐意忽略教义问题。埃塞俄比亚王在希木叶尔实施的迫害行为后，送给查士丁尼一本烧焦的圣经，这意味着基督徒需要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不过帝国外的基督徒并不一定都是忠于帝国的。波斯的基督徒就是个好例子，他们拥有独立的教会，他们的教义都与查尔西顿派和一性论派不同。虽然在六世纪中他们不时被波斯迫害，但依旧很难认为他们有任何亲罗马的意思。事实上，面对查尔西顿派的迫害，帝国内许多大公会议的反对者都有可能选择出逃以寻求安全，三十年代的特利亚（Tella）的约翰正是这样做的。
罗马与波斯间最重要的边疆可能就是高加索和亚美尼亚高原了。不仅是因为那里个人力丰富，资源富饶（比如黄金）的地方，还因为它本身的地形就是一个防御北部外敌入侵的良好屏障。这块区域带来的利好之处实在是太多，以至于5、6世纪两国为此大打出手。大部分时间里，波斯人都是处于上风。波斯长期掌握着东部高加索，不时将其影响力扩散至黑海。但长远来看，扼守山间通道和保护这一地区（及他们自己在伊朗北部的领土）对于波斯人来说是个繁重由昂贵的任务，以至于他们无法胜任这一职责。因此他们常向罗马寻求经济或军事上的支持。但他们很少得到帮助，因为罗马诸帝认识到波斯人比他们更易受到入侵的伤害。阻止罗马和波斯在此地野心的主要障碍并不是来自北方的入侵，而是该地区的地形和生活在此的人民。两国虽都尝试过让整个地区（一般来说都是部分地区）服从于他们，但最后都证明这些行为是纯粹的吃力不讨好。这一多山地区的地理环境让征服者只能利用半年以下的时间在此进行军事活动，而且崎岖的地形只利于小股部队行军。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从这里人民的表现来看是没错的。这里虽然有数个拥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比如亚美尼亚人——但很少处于单一政权的控制之下。我们应当对将当地人分别贴上“亚美尼亚人”、“伊比利亚人”之类的标签的行为表示慎重，因为敌对双方中间会同时存在亚美尼亚人和伊比利亚人。比如，530年一支包括亚美尼亚人和其他不同民族的波斯军队入侵罗属亚美尼亚，在萨塔拉（Satala）城外被罗马将军西塔斯（他本人就是亚美尼亚人）和多罗修斯（Dorotheus）击败。接着波斯军中的两位亚美尼亚领袖，纳尔塞（Narses）与阿尔提斯（Aratius）兄弟迅速投奔罗马帐下，罗马方面也十分欢迎他们。这两位开了个头后，他们的弟弟也向罗马献出了一座重要的边境要塞。与此同时，其他的亚美尼亚人也动起了心思——西米恩（Symeon）就是一例——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重申其独立意愿。西米恩逐渐减少向波斯人提供金矿，接着他连着他的领土投靠了罗马——当然，黄金还是自己留着。卡瓦德复仇心切，但是“波斯人不愿违抗罗马人的意愿，去强使此地居民同意条款，因为他们被不同的国家打败了。”
从此之后，查士丁尼和他叔叔必须想出如何尽量保存和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胜利确保了罗马原有边境的稳定——比如亚美尼亚行省和扎尼——并阻止了自518年以来向高加索西部扩张的萨珊西进方针。他们得以与高加索之外的部落——比如Sabir Huns——保持交流，以便在未来某一时候获得一个对付萨珊的好盟友。而机会几乎马上就出现了：
拉齐（Lazi）王塔兹统治时期，他在不满之下离开波斯领土。当波斯人处于卡瓦德统治之下时，曾经的拉齐王塔兹的朋友曾向当时的万王之王卡瓦德表示臣服。因此，当一位拉齐之王逝世后，他的继位者——虽然也是拉齐人（race of the Lazi）——将从万王之王处获得任命并被加冕。这位新的拉齐之王拒绝了希腊人的信仰，因此没有被卡瓦德加冕，另外他还拒绝进行献祭和其他的波斯风俗。所以当他的父亲达姆纳泽斯（Damnazes）死后，他直接投靠了查士丁，任其处置，希望皇帝任命其为王并受洗为基督徒。皇帝一一接受了他的请求。不仅如此，他还娶了曾担任大内总管（Curopalates）的罗马贵族奥尼乌斯（Oninus）的孙女为妻，并将她带回了他的国家（马拉拉斯《编年史》，17.9）
这一被多位拜占庭史家详细记载的事件十分重要。这说明萨珊间接统治着这一区域：虽然塔兹必将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但仍需要被万王之王认可。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事件中基督教的重要性。一旦成为了基督徒就意味着与罗马站同一条战线，皇帝也欢迎他的投靠，并以贵族联姻使其更加牢靠。卡瓦德的谴责虽回荡在耳边，查士丁依旧完成了行动，塔兹更是安坐王位。其他的人无疑被拉齐卡王的事例激励了，纷纷投奔罗马：伊比利亚王古尔根尼受此激励反对祆教传播，并叛逃至罗马阵营。事实上，普罗柯比记载道，伊比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早已是基督教徒。虽然教义纷争让这一地区的人跟罗马有冲突，但无疑，罗马人在此地拥有名为宗教信仰的王牌。正如妮娜·加尔索安展现的那样，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在各个方面深受伊朗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但宗教将他们紧紧的和罗马联系起来，无法分离。不管万王之王多么容忍他们的信仰，但他们无法忽略这帮由信仰连结起的人可能在边境上干什么事……
罗马的外交官在高加索大部分地区大有可为，而余下地区受其邻友感召也乐于接受罗马。比如，六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查士丁尼派出的当地人传教士使得整个阿巴斯吉皈依基督教。即便如此，罗属高加索地区中的封闭族群依旧拒绝改信，比如数个世纪以来扎尼多次尝试控制却始终无果的住在拉齐卡西南面的高山上的人民。查士丁尼做到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将传教活动与军事征服成功的结合起来。正如普罗柯比那乐观的发言：“他们（扎尼人）瞬间就抛弃了以前的信仰，受洗成了基督徒。不仅如此，他们一改以往粗莽的生活方式，放弃抢劫，转而投身到罗马军队身边，随他们与他们的敌人交战。”六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野心勃勃的罗马在高加索不断获得胜利，但在540年时，形势逆转了。问题出在罗马人入侵并想在此地移风易俗。查士丁尼不仅仅是想在这里扩展罗马的影响力，他想彻底掌握这一地区，将其并入帝国。因此536年，他发布一封敕令：“亚美尼亚人应在各种方面遵从罗马法。”整个行省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要塞拔地而起，旧的则尽可能加强，罗马军队挤满了整个地区；在拉齐卡，Petra地区新建了一个城市。这些沉重的负担让亚美尼亚和拉齐苦不堪言，无法承受。亚美尼亚人和拉齐人先后向波斯人求助，后者因罗马将军约翰. 齐布斯在当地的腐败统治彻底失望。541年，波斯军队靠着当地势力的支持将佩特拉城据为要塞。
这片地区后来的兴衰也遵循着类似的规律。542年，当波斯人计划加强在拉齐卡的控制力时，一部分中部亚美尼亚人已再次转投罗马，而波斯人巩固拉齐卡要塞的计划很快便说服拉齐卡王古巴泽斯(Gubazes)再次与罗马皇帝同进退。接下来二十年，两大帝国在此地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场战役，持续的拉拢当地人的支持。然而两方都无法取得足够的支持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于是直到562年全面和平条约签订前战争都处于僵局。
查士丁尼关于正规化和加强化的概念也体现在罗马与阿拉伯盟友的外交上。当罗马扩张至近东时，他们还是得依靠当地盟友。后来这些盟友逐渐融入了帝国，但像边境上处于游牧和半游牧民族控制的草原地区从未并入过帝国。四、五世纪，一些部落皈依基督教并与罗马结盟；与此同时，叙利亚沙漠以东，一支名为拉赫姆（Lakhmids）的部落成为波斯的特权盟友。六世纪伊始，一支在罗马边境活动，正处于贾夫尼德（Jafnid）王朝的统治下的部落迦萨尼（Ghassanids）代替萨利希德（salihids）成为罗马的主要盟友。迦萨尼王哈里斯（Harith）几次率军参与了罗马与波斯在520s-540s期间的战争。早在6世纪20年代期间，哈里斯就无法阻挡拉赫姆王孟迪尔（Mundhir）对罗马东部省份的劫掠。查士丁尼登基之后才对这些劫掠有所回应，他决定加固脆弱的东部防线。改善方法之一是加强前线要塞，比如帕尔米拉（Palmyra）、泽诺比亚（Zenobia）、马泰洛波利斯（Martyropolis）与达拉。除此之外他也意识到了指挥结构上的缺陷。东北防线上设立的独立最高统帅——亚美尼亚元帅Pontus Polemoniacus与他的亲信（magister militum per Armeniam et Pontum Polemoniacum et gentes）——免除了东方元帅的相关责任。地方指挥体系（duces）也进行了变动。在那之前，罗马的阿拉伯盟友们组织涣散，每一个省份除了罗马自己的指挥官（一般而言是dux）外还有名阿拉伯指挥官——酋长（phylarch）。因此，在528年孟迪尔的一场掠夺中，马拉拉斯写道：“一听到消息，查士丁尼皇帝立马传令给腓尼基、阿拉比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指挥官（duces）和当地的酋长，让他们抓住敌人。”（编年史,18.16）
当军队集结完毕的时候，孟迪尔已经跑得老远了。针对这个情况，皇帝在第二年提拔Harith为大酋长（supreme phylarchate）。从此之后哈里斯便可协调东部行省的阿拉伯盟军了。这是个大胆的举措，普罗柯比称其为前所未有之事。最开始，这个体系有些问题。531年四月，罗马兵败于卡利尼克尤姆就是因为部分阿拉伯盟友的背弃。现代学者推测，可能是由于一些酋长嫉妒哈里斯的升迁，在战场上抛弃他的行为引起了诸多猜测。但哈里斯的地位从未被质疑过，540s晚期，因为其子被敌人俘虏杀害，他率军跟孟迪尔进行激烈的交战；到了550年左右，他在战争中取得了上风，连普罗柯比都说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哈里斯并没有贻误战机，辜负罗马对他的信任。”几年后，孟迪尔死于战场。563年，哈里斯拜访君士坦丁堡，并作为帝国身份最高的罗马贵族之一安享晚年。
查士丁尼明智地给予了对哈里斯和贾夫尼德王朝的支持。他对这个王朝的信任可能部分源于他们对基督的虔诚。因此，当与帝国外的民族打交道时，皇帝不仅包容反查尔西顿派，甚至积极支持他们。540s，在狄奥多拉皇后的支持下，哈里斯促使两名反查尔西顿派的主教得以在东部行省上任。我们还掌握了其他的几个被贾夫尼德王朝支持的修道院。对哈里斯的提拔使查士丁尼可以相应减少幼发拉底河南部的防御力量，五世纪时从苏拉（Sura）绵延至大马士革（Damascus）的Strata Diocletiana（一个要塞群，暂译成戴克里先要塞群）开始因此逐渐荒废。再往南，到了巴勒斯坦三省，迦萨尼依旧是值得信任的盟友：529年，哈里斯或他的兄弟阿布. 卡里布(Karib)帮忙镇压了撒玛利亚人（Samaritan）的起义。相比于之前在此重兵把守的开销，一笔较少的年费便可获得在沙漠地带作战无往不利的迦萨尼骑兵的帮助。
因此，查士丁尼没有想方设法将他们吸收入帝国或者强迫他们改信正教（查尔西顿派）。尽管如此，在530s-540s期间，东部行省依旧是大规模改组的目标，以求获得更高的效率。在亚美尼亚，皇帝满怀着热情在此地推行罗马法：例如，他希望美索不达米亚当地长期存在的近亲结婚现象彻底消失，然而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六世纪。但在戴克里先要塞群周围的干旱草原地区，皇帝则采取更谨慎的措施。贾夫尼德王朝的统治者们拥有广泛的权力，大部分情况下都与罗马的行政机构合作融洽。塞尔吉奥波利(Sergiopoli)作为纪念殉道者塞尔吉乌斯(Sergius)而建的城市受到了牧民们普遍的尊敬，在这段时期中它成长当时主要的朝圣中心，每年十一月哈里斯及其继承者们在此与各大酋长见面。查士丁尼对于贾夫尼德王朝支持只有在他死后才显出必要性：查士丁二世和莫里斯像大多数罗马人一样怀疑阿拉伯人，他们尝试停止对迦萨尼人的支援，结果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阿拉伯半岛南部与贸易问题
在更偏远的地区——阿拉伯半岛南部，两大帝国仅依靠着当地盟友激烈竞争着此地的主权。也许该地竞争的结果没有对美索不达米亚主边疆有什么影响，但其重要性不可低估。
使查士丁尼对该地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贸易。从公元一世纪起，罗马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向东方市场以换取各种香料和丝绸，后者在古典时代晚期尤为重要。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它拥有巨大的需求和足够的利益。丝绸交易被政府严格管控：只有特定官员——kommerkiarioi——才允许购买，而且只能买一定价格以内的份量。另外，丝绸在指定的外国城市才可购买：从戴克里先时期，罗马与波斯交易的地区被坚持限制在几个边境城市上，而这一限制在562年的合约中仍然出现。而做出限制的原因也不难想到：虽然丝绸是在中国而不是波斯生产的，但早在五世纪，波斯人便在粟特垄断了对罗马帝国的丝绸出口。受益的不止是波斯商人，还有波斯政府。530年左右，一个跳过中间人，直接购买丝绸的机会出现在罗马人眼前。
六世纪伊始，罗马对红海的兴趣不断增长。498年，一位名为罗曼努斯（Romanus）的罗马总督夺回了位于亚喀巴（Aqaba）湾口上的约塔布（Iotabe）岛。正如编年体史家狄奥塞法诺（Theophanes）所言：“此地交还给遵循罗马法的罗马商人们，他们在这里进口印度的货物，将税额上缴给皇帝。”罗马商人在红海活跃起来，他们与埃塞俄比亚人（也称Axumites）和希木叶尔人（居住于现也门的地区）进行交往。我们关于罗马人与印度地区交流的主要材料之一是一位被称为Indicopleustes（驶往印度的水手）的亚历山大商人科斯马斯的作品。尽管他的绰号是Indicopleustes，他的作品中所提供的到斯里兰卡（Sri Lanka）甚至更远地区的贸易路线应该是参考了其他人对这些地区的描述。事实上，很少有罗马人跑到比希木叶尔更东的地方，因此他们也没多少关于印度洋的知识。在510s，一个犹太希木叶尔人统治者，达扈·努瓦斯（Dhu Nuwas），尝试阻止罗马和埃塞俄比亚在此影响力的增长。他处死了一些罗马商人，在国内大肆迫害基督徒，甚至尝试跟拉赫姆结盟。然而他的努力仅提供给罗马和埃塞俄比亚人打击他的理由。525年，埃塞俄比亚王埃拉 阿斯贝阿（Ella Asbeha）成功入侵了希木叶尔并在此征税，罗马人为此提供了一支舰队的帮助。这对于北境敌意渐浓，因而苦寻绕过波斯的丝绸交易之路的查士丁尼来说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查士丁尼）建议埃塞俄比亚人从印度购置丝绸，获得大笔收入，以此不让罗马的钱财落入其大敌之手。”（普罗柯比，战记，1.20.9）
皇帝的逻辑完美无缺，但他低估了波斯人的控制力。如普罗柯比所描述的（战记，1.20.12），萨珊商人主宰了印度洋，并且买下了从远东运至斯里兰卡的所有丝绸。自然，埃塞俄比亚商人从未直接从出口商手上买下丝绸。532年，永久和平条约签订时，埃塞俄比亚王在希木叶尔的统治被推翻了，之前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两大帝国对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兴趣依旧没有熄灭。来自马里卜（Marib，也门东部）的一份铭文显露无疑表明了其重要性。希木叶尔新的统治者——一位名叫阿伯拉哈（Abraha）的基督徒——与他的敌人战斗时，灌注周围大部分地区的马里卜大坝溃堤了。交战双方暂时握手言和联手修复大坝。铭文中记录，不仅拉赫姆和迦萨尼的使者前来探望，连罗马和波斯的使者也都来了。这些大使具体的工作是干什么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到场足以说明这里的重要性。570年，波斯接到希木叶尔的求助后，插入战局，随后将希木叶尔并入帝国。
查士丁尼在埃塞俄比亚的失败的冒险活动依旧没有解决丝绸贸易的问题。即使550s东方的修道士将蚕引入帝国，罗马对进口丝绸的需求依旧很旺盛。在560s晚些时候，一个新的可以避开波斯人进行交易的机会出现了：粟特大使来到君士坦丁堡，提议与建立一条没有中间人的丝绸商路并与突厥人结盟，后者是中亚草原上新兴的国家，一直想与罗马携手毁灭波斯。这幅图景无疑让查士丁二世深陷其中，572年，战端重启。
总结
查士丁尼处理波斯和东部边境上的民族事务时表现出十足的实用主义。不像尤里安和查士丁二世，他对毁灭波斯毫无兴趣。他更倾向于使用以外交为主，军事、传教活动为辅的手段来增强罗马边境以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通过加强边防设施和交好的阿拉伯盟友加强东部边境的防御。只要有可能，他便会尝试减少罗马对于波斯的贸易依赖。皇帝签订的两份和平条约证明了其政策的一致性：即尝试结束与传统敌人的敌意——皇帝无疑意识到罗马的资源投入到其他方向才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530s间贝利撒留在西部的征服行动很好的佐证了这点。540年战火祸及东方行省，有时被人认为是查士丁尼专注西部征服忽略东部利益的明证。这个谴责毫无道理。查士丁尼统治期间，皇帝随时准备投入军队和物力来防守东部：542年，三万罗马军队在亚美尼亚活动；550s一支差不多规模的军队在高加索作战。540年的入侵带来的灾难很快得到恢复，叙利亚的防御也被大大增强。这些工作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甚至死后都在继续。
不过皇帝可能太过实用主义了：每年付给波斯人500磅黄金给很多人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这为后来的一些事件埋下了伏笔。根据以比法尼亚（Epiphania）的约翰的记载，572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查士丁皇帝不再愿意屈尊每年献给米底人（Medes）500磅黄金，虽然以前的条约中如此规定，但罗马不愿永远向波斯拱手献上年金。”
战争期间，罗马人不断坚持他们要签订一个“互相平等”的和约——也就是不再有年金。他们秉持这样一个观点：查士丁尼皇帝前没有皇帝给过波斯人已经正规化的年金，这是对全体罗马人的极大冒犯。即使在591年，罗马人如了他们的意，签订了他们想要的和约，这种态度依旧持续了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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